郑大同 京剧史论研究者,京剧票友 郑大同个人简介
郑大同，男，京剧程派研究者、票友。著名土力学专家，同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是宝钢总厂的工程顾问。
他著有《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》、《软土地基与地下工程》、还与许锦文、夏邦琦合著了《程砚秋唱腔集》。宝钢建设初期，为降低工程造价，加快进度，他力排众议，为国家节约了几千万的资金。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他在天津上中学时就是一名小票友，演出过《贺后骂殿》“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”刚一唱完，台下就一片掌声，自此迷程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。上大学时，常常啃着冷烧饼去看程先生的戏，散戏后学校大门紧闭，只得爬墙头。1942年他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，正准备结婚，恰巧程先生在上海演出，他毅然放弃了去杭州度蜜月的打算，改去上海，天天带着新娘子，出入戏院子，陶醉在高雅的程派艺术之中。
程先生特别喜欢和大学生交朋友，郑大同也渴望能结识程先生，郑为程拍了许多剧照，便托朋友转交给了程先生，当程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不度蜜月之事，非常感动，便安排在化妆室与郑见了面。从此，二人便成了至交密友，每次见面，都要促膝聊到深夜，程先生对郑的唱给了多处指点，使其收益匪浅。“尾腔落音朝上不能朝下”。“下句的尾腔是：56655——而不是：56655——，特别是有些坤旦闷着嗓子唱，男旦总是带有男性的喉音唱，糟改了我的唱法，幸好你没有这毛病……”
1945年钢丝录音机刚刚在国内上市，价格很昂贵，郑老师便四处筹款买了一台，用来收录程先生的实况演出。1946年9月程先生怀着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，在上海连续演了36场程派本戏。郑老师对这次演出全部录了音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珍藏程派艺术资料的大户和研究程派艺术的专家。
在1963年8月，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演出时，上海公安局长黄赤波把钟荣介绍给郑大同老师，他嘱咐钟荣要虚心的学。在短短的四个月中，钟荣向郑老师学会了《梅妃》、《文姬归汉》、《祝英台抗婚》、《贺后骂殿》和《三击掌》等五出戏的全部唱念。
程先生一生中演出过的84出传统戏和29出本戏，郑大同几乎都会唱，而且都有唱词、曲谱的亲笔记录。仅文字资料就可装一大麻袋。1953年程先生在上海演出了26场《祝英台抗婚》，他和夫人带着录音机、照相机、笔记本一连看了26场。而且边看、边记、边拍照。最后，整理出一份含曲谱在内的完整剧本。直到文革后，他看到钟荣习程刻苦用功，才将这个剧本作为礼物赠送给她。
郑大同老师教戏，是非常认真、非常细致的。他把程先生在早、中、晚三个不同时期的唱法分析说：程先生每年都要到上海演出，同样一出戏，每次演出无论在唱腔或身段的处理上，都有不同的变化，这就说明了程先生总是在不断地提高，以常演常新的面貌来满足观众的要求。以《六月雪》为例，就剧名而言，就有《金锁记》、《窦娥冤》、《六月雪》之变，那么，词和腔的改动就更多了。例如：1929年出版的老唱片和1946年在上海演出的《金锁记》二黄散板的唱词是“想起了冤枉事好不惨伤”、“家业一旦尽花光”，而1953年和1957年程先生在上海和北京演出时唱得却是“想起了老婆婆好不凄凉”、“家有银钱尽花光”。两种唱词都是程先生唱过的，因此也就不存在哪个正宗哪个不正宗的问题。
郑大同人缘非常好，他与所有程派名人名票都是好朋友。许多程派名家如新艳秋、赵荣琛、王吟秋、唐在炘、程永江、沙绍春等每到上海，必会拜访郑老师。无论是教育界、票界，只要提起郑大同的名字，那都是有口皆碑的。郑老师之所以人缘好，关键是他以诚待人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他因教了李玉茹一出《梅妃》，上演后轰动了上海滩。不料，十年动乱中，《梅妃》却成了复旧的罪证。李玉茹老师因演《梅妃》被批斗，郑老师因教《梅妃》而陪斗。但是，郑老师非但没有一句怨言，反而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。十五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，李玉茹老师要恢复上演《梅妃》。大作家曹禺陪夫人李玉茹再次登门求教，并说“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，我国文艺将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。”再三嘱咐李玉茹既要学郑老师的艺术，更要学他的人品。
1958年，程砚秋病逝后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程派艺术的继承和发展。有关单位曾根据总理批示出版了《程砚秋文集》、《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》、《程砚秋舞台艺术》、《程砚秋唱腔之一荒山泪》、《程砚秋唱腔之二青霜剑》并举办了程砚秋艺术展览。在周总理的关怀下，1960年1月有关部门把程门弟子抽调到京，组建了程剧团。文化部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收集程的艺术资料，但收获甚微，后来中国戏曲研究院从程夫人（果素瑛）那里得知，上海郑大同几乎有程演出的全部实况录音资料，便派戏曲音乐家肖晴同志赴沪，到郑大同教授家花了10多天的时间，才把他珍藏的60大盘录音资料全部复制完毕。这些资料来之不易，它是郑老师用多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，而且全国仅此一家，所以也就显得特别的珍贵。肖曾问郑：“您献出了这么多珍贵的资料，是否须要收些费用？”郑老师一笑说：“再珍贵的资料束之高阁也等于零。我早就有把这些资料献给国家的想法，你们来了我特别高兴。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让它对传承程派艺术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我和程先生是好友，如果要收费的话，就不好了，那就不是奉献了。”在郑去世8年之后，也就是1994年7月国家开始了对京剧的“音配像”工程，16部音配像的程派剧目，绝大部份是采用他所提供的录音资料。
1986年，郑大同夫妇在一次偶然煤气中毒事件中，不幸同时去世。
逝世：1986年4月4日，农历丙寅年二月廿六日
人物分类
京剧 史论研究者
京剧 票友
他著有《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》、《软土地基与地下工程》、还与许锦文、夏邦琦合著了《程砚秋唱腔集》。宝钢建设初期，为降低工程造价，加快进度，他力排众议，为国家节约了几千万的资金。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他在天津上中学时就是一名小票友，演出过《贺后骂殿》“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”刚一唱完，台下就一片掌声，自此迷程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。上大学时，常常啃着冷烧饼去看程先生的戏，散戏后学校大门紧闭，只得爬墙头。1942年他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，正准备结婚，恰巧程先生在上海演出，他毅然放弃了去杭州度蜜月的打算，改去上海，天天带着新娘子，出入戏院子，陶醉在高雅的程派艺术之中。
程先生特别喜欢和大学生交朋友，郑大同也渴望能结识程先生，郑为程拍了许多剧照，便托朋友转交给了程先生，当程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不度蜜月之事，非常感动，便安排在化妆室与郑见了面。从此，二人便成了至交密友，每次见面，都要促膝聊到深夜，程先生对郑的唱给了多处指点，使其收益匪浅。“尾腔落音朝上不能朝下”。“下句的尾腔是：56655——而不是：56655——，特别是有些坤旦闷着嗓子唱，男旦总是带有男性的喉音唱，糟改了我的唱法，幸好你没有这毛病……”
1945年钢丝录音机刚刚在国内上市，价格很昂贵，郑老师便四处筹款买了一台，用来收录程先生的实况演出。1946年9月程先生怀着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，在上海连续演了36场程派本戏。郑老师对这次演出全部录了音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珍藏程派艺术资料的大户和研究程派艺术的专家。
在1963年8月，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演出时，上海公安局长黄赤波把钟荣介绍给郑大同老师，他嘱咐钟荣要虚心的学。在短短的四个月中，钟荣向郑老师学会了《梅妃》、《文姬归汉》、《祝英台抗婚》、《贺后骂殿》和《三击掌》等五出戏的全部唱念。
程先生一生中演出过的84出传统戏和29出本戏，郑大同几乎都会唱，而且都有唱词、曲谱的亲笔记录。仅文字资料就可装一大麻袋。1953年程先生在上海演出了26场《祝英台抗婚》，他和夫人带着录音机、照相机、笔记本一连看了26场。而且边看、边记、边拍照。最后，整理出一份含曲谱在内的完整剧本。直到文革后，他看到钟荣习程刻苦用功，才将这个剧本作为礼物赠送给她。
郑大同老师教戏，是非常认真、非常细致的。他把程先生在早、中、晚三个不同时期的唱法分析说：程先生每年都要到上海演出，同样一出戏，每次演出无论在唱腔或身段的处理上，都有不同的变化，这就说明了程先生总是在不断地提高，以常演常新的面貌来满足观众的要求。以《六月雪》为例，就剧名而言，就有《金锁记》、《窦娥冤》、《六月雪》之变，那么，词和腔的改动就更多了。例如：1929年出版的老唱片和1946年在上海演出的《金锁记》二黄散板的唱词是“想起了冤枉事好不惨伤”、“家业一旦尽花光”，而1953年和1957年程先生在上海和北京演出时唱得却是“想起了老婆婆好不凄凉”、“家有银钱尽花光”。两种唱词都是程先生唱过的，因此也就不存在哪个正宗哪个不正宗的问题。
郑大同人缘非常好，他与所有程派名人名票都是好朋友。许多程派名家如新艳秋、赵荣琛、王吟秋、唐在炘、程永江、沙绍春等每到上海，必会拜访郑老师。无论是教育界、票界，只要提起郑大同的名字，那都是有口皆碑的。郑老师之所以人缘好，关键是他以诚待人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他因教了李玉茹一出《梅妃》，上演后轰动了上海滩。不料，十年动乱中，《梅妃》却成了复旧的罪证。李玉茹老师因演《梅妃》被批斗，郑老师因教《梅妃》而陪斗。但是，郑老师非但没有一句怨言，反而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。十五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，李玉茹老师要恢复上演《梅妃》。大作家曹禺陪夫人李玉茹再次登门求教，并说“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，我国文艺将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。”再三嘱咐李玉茹既要学郑老师的艺术，更要学他的人品。
1958年，程砚秋病逝后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程派艺术的继承和发展。有关单位曾根据总理批示出版了《程砚秋文集》、《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》、《程砚秋舞台艺术》、《程砚秋唱腔之一荒山泪》、《程砚秋唱腔之二青霜剑》并举办了程砚秋艺术展览。在周总理的关怀下，1960年1月有关部门把程门弟子抽调到京，组建了程剧团。文化部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收集程的艺术资料，但收获甚微，后来中国戏曲研究院从程夫人（果素瑛）那里得知，上海郑大同几乎有程演出的全部实况录音资料，便派戏曲音乐家肖晴同志赴沪，到郑大同教授家花了10多天的时间，才把他珍藏的60大盘录音资料全部复制完毕。这些资料来之不易，它是郑老师用多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，而且全国仅此一家，所以也就显得特别的珍贵。肖曾问郑：“您献出了这么多珍贵的资料，是否须要收些费用？”郑老师一笑说：“再珍贵的资料束之高阁也等于零。我早就有把这些资料献给国家的想法，你们来了我特别高兴。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让它对传承程派艺术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我和程先生是好友，如果要收费的话，就不好了，那就不是奉献了。”在郑去世8年之后，也就是1994年7月国家开始了对京剧的“音配像”工程，16部音配像的程派剧目，绝大部份是采用他所提供的录音资料。
1986年，郑大同夫妇在一次偶然煤气中毒事件中，不幸同时去世。
逝世：1986年4月4日，农历丙寅年二月廿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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